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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四大失误——和经济学大家伍新木的对话
时间:2009-11-29  来源:武汉大学EMBA教育中心

伍新木简介:伍新木,19444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法人代表。伍新木教授多年来为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建言献策,在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上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中国研究区域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伍新木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和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科协常务理事、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专长是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区域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他提出的区域关联乘数效应,是他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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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新木主编出版了《县经济概论》、《跨世纪的迁徙——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等13本书,发表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目标的选择》、《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经济论文130余篇,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重点项目《县经济与县综合改革》、教育部重点《开发区比较研究》及省市重点科研项目15(三项获省、市科技进步奖)。目前是教育部《中国水资源利用的经济学分析》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本文核心提示: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武汉城市圈、国进民退、城乡一体化、水经济、房地产

访谈时间:2009127日下午3点到5

访谈地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伍新木老师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有广泛的学术声誉。伍老师曾经多次给EMBA班级授课,参与了重庆班等班级的讨论,他广博的知识和风趣的授课方式深得学生喜欢。笔者有幸聆听伍教授讲课,对他深刻的见地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印象非常深刻。有幸得以采访伍老师,就以上6个关键词,和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其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扬帆》:您作为申报“武汉城市圈改革试验区项目”的负责人,武汉提出构建“两型”社会,但是很多人都评论,具体如何构建两型社会、构建一个怎样的“两型”社会,政府的执政思路依然不是很明确,根据您的研究,武汉市要打造的将是一个怎样的“两型”城市?

:“武汉城市圈”构建两型社会主要有下面三层含义:1、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区域定位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地处长江中上游、国家一级特大的城市圈,其中北到信阳、南到岳阳、东到九江、西到万州,在这个区域内,不可能再有新的国家级城市圈。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城市都将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渐融入“武汉城市圈”,这是对未来空间区域格局的理性解读。从现阶段来说,中国的城市圈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国际较大影响力的城市圈,这样的城市圈有3个: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第二个层次是7个国家一级城市圈:武汉、沈大、河南中原、山东半岛、成渝、海西城市圈;第三个层次圈是区域性城市圈,这类城市圈只具有区域影响力。

2、对“武汉城市圈”的第二层解读是武汉城市圈构建的两型社会要实现五个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市场、产业布局、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

3、第三层解读是“武汉城市圈”全新的规划:构建橘瓣形卫星城市,这一规划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武汉未来要充分依托丰富的水资源,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分布,构建包括盘龙城、东西湖、新洲、江夏、蔡甸等在内的卫星城市。这个思路和我83年提出的构建武汉卫星城市的观点不谋而合。

 

《扬帆》:近期,武汉提出了构建中部物流中心、中部金融中心、中国金融服务中心等战略定位,您怎么看待武汉的战略定位问题?

:从长远的构想来看上面的定位基本符合武汉的需求,水运、空运、铁路、公路、信息五个中心在武汉实现了重叠,这是中国唯一具有此特点的城市。

 

《扬帆》:近期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重点是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武汉作为中部城市,正在积极承接东部部分要转移的产业。但是一般要转移的产业都是一些低附加值、高能耗的产业,对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并非长久之计。武汉作为中国的教育重镇,教育资源丰富,您认为武汉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直接跳过这一步,通过对教育资源的整合,直接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通过高科技产业发展实现城市的振兴?您认为实施这一战略可行性有多大,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我不认为武汉能通过这一跳跃战略实现发展,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和武汉对高科技产业的吸纳程度有关,武汉有丰富的科教资源,高校林立,但是现阶段武汉产业吸纳能力较弱,很多高科技在武汉都实现不了产业化,只能到省外其他地区实现转化;其次和武汉的软环境有关,软环境也制约了技术转移。所以这一想法看上去很好,但只能是一个主观愿望。

 

《扬帆》:武汉的光谷志在打造国家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也引入了“富士康项目“等大项目,现在正在着手组建武汉生物研究院,对光谷的发展思路你怎么看?

:从现阶段情况来看,光谷的运作并没有预想中那么成功,这主要是模式存在问题,和制度有关系。比如如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主要以外企投资为主,北京的中关村主要是民营企业,这两个工业园都发展得很好,具有代表性。但是武汉光谷运作模式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在推动,投资力度一直很大,但是机制上先天有缺陷。

     比如你提到的“富士康”项目,在现实中产能过剩、运营艰难。富士康项目是一种特殊的运营模式,是由政府为主导修建厂房,交由中兴国际托管。武汉现阶段产业链配套、经济活跃程度和芯片生产能力都不适合这么大项目,这样的项目只有一年生产10000片芯片才能实现正常运营,但是现在每年只生产3000片。

 

《扬帆》:今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在热议“国进民退”的问题,认为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将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次也听你和EMBA重庆班的学员探讨了这一问题。您认为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长远的改革思路应该是什么?

: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的“国进民退”肯定是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将进一步进展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降低民间投资的活跃度。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大方向就存在失误,国有企业要改革首先要将国有企业分成三类来改革:

第一类:属于国有国营的企业,这一类企业应该数量极少,二十家左右就足够了,而不是现在的一百多家,这类企业主要包含核心的军工企业、战略资源性领域、金融领、战略产业领域,它们的功能不是赢利,它们的功能不应该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而不是企业效率。对这类企业应该有专门的《国有企业法》约束。

第二类:国有民营企业,这一类企业主要以国有参股或者控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应该从股权制度设计上面进行创新,国家对战略决定有一票否决权,给企业独立自主的经营空间,摆脱体制的束缚。这类企业主要是一些涉及特殊资源和需要许可牌照的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移动等,国家应该存在大量的这种国有企业。

第三类:完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比如钢铁、建筑等领域,这种领域国有企业应该完全退出,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生存空间。

现在的“国进民退”属于国企的二次改革,国企的二次改革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之前30年的改革中,国企的改革是没有统一规范和细则的,所以这次改革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在近几年这些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比如上访、闹事、拆迁等,通钢事件和山西煤炭企业重组是其中的极端案例。国家在二次改革中应该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这一次改革应该有国家统一的规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改革中要和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第二层含义是近几年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很多新国企,这些国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现阶段发展得很好,但是制度的优势并不能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离开制度他们走不远。

 

 

《扬帆》:很多人都在评论中国城市化进程过快,由此也引起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拆迁等,影响了社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认为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应该把握怎样的思路和原则?在这方面,你觉得国外一些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有没有什么经济可以借鉴的?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刚好相反,不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太快,而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太慢,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产物。在很多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并没有实现相应的城市化,所以出现了城市的“乡村病”。比如我的老家仙桃的某个镇,他们的工业化程度很高,物质生活非常富裕,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保留着很多农村的特点。中国应该尽快实现集体化、集中化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进程过慢最主要原因是制度和社会保障的制度的滞后性。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失去了土地,物质生活得到了发展,但是对这些人国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出现了城市农民。以深圳为例,深圳有270万户籍人口,870万常住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但是政府只负责270万户籍人口的管理。从现象上来看这一问题是户籍制度的差别,本质上是社会保障的差别。中国很多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本质上是制度的改造。

 

《扬帆》:近几年您的研究方向主要转向“水经济”,09年是中国“水资源”以及相关的产业矛盾突出和激化的一年,很多城市水涨价和爆发大面积水污染问题,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中国水务改制的失败,是国有产业私有化改制后的结果,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水务企业”都已经被外资企业收购,特别是法国的几大巨头,您认为这一改革方向对中国未来水资源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会否影响到中国水资源安全?

:我们必须先转变一种思路,我们不能因为水的重要性而降低水的价格,比如我们不能因为粮食的重要性降低粮食的价格,水作为商品,价格上涨属于一种正常现象,解决水价过高的思路应该是政府在对低收入者保障机制上的设计。十七大报告里明确指出,水的价格应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治理成本和市场供给。未来中国的水价还会进一步上涨,不上涨必然导致水资源的污染和浪费。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水务产业并不可怕,至少给中国人自己提一个醒,表明了水务产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国现阶段的水务产业发展并不成熟,国有为主导,国有占比超过95%,这一产业应该像刚才说到的,实现国有民营。中国的水务产业并不像国外有一个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比如美国有水市场、水银行和水的期货交易等。就像你所说,法国的威雅士等巨头有他们自己的发展模式,集设备制造、工艺设计、系统运营为一整体,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也正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最近三峡集团和中水合并,是对这一探索迈出的重要一步。我相信中国的创新能力,未来20年,中国的水市场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

 

《扬帆》:近几年房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多经济学家评论大量的国有企业涌入地产市场,争夺地王将进一步激化矛盾。您认为国有企业金土地产业对这一行业的发展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关于明年的房地产相关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走势依然不明晰,对个人怎么判断这个问题?

:关于房价问题,我讲了很多年,任何产业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任何产业都不可能永远是朝阳产业,房地产业也是一样,虽然人人都要住房,但是住房是不是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有生命周期的,我们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产业的人一定要有大周期观,我们都很关注小周期,什么时候涨价、什么时候降价、供求关系、关注每一年开发了多少平方米的新房,我觉得我们应该树立一种大周期观,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大周期观有这样一个特点: 农村的房地产大周期比较短,比如说农村的大周期一般十年,周期稳定之后,就延伸到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所以中国有很多古城镇,那些古城镇一考察历史一百年以上的、三百年以上的,哪个村庄有几百户人家,但是中国过去的农村十年一个周期,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住房已经经过了三次大周期的转换。中小城市房地产业的生命周期大约是三十年,三十年以后看到中小城市、县级市他们二三十年的房地产就成了老城改造的对象了。但是像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它的长周期大概是四十年到四十五年,如果把武汉房地产业有一个大的长周期观来看已经走过了三十年,如果说是四十五年它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大周期观,它隐含着武汉还有十五年左右的旺期。这是我的一个大观点。

  什么叫做大周期的转折点?优质型的转折点就是房子开发新的增量不超过整个住房存量的10%,大体城市的开发就稳定下来了,以后就是有小的增量的增加,所以我们到世界上看看很多城市,除了个别新兴城市之外,大量的城市很少见到脚手架、新楼房的,只有在中国几乎到所有的城市都满眼看到了脚手架,每年新增住房的面积都远远超过了整个住房存量的10%。我们一定要有大周期观来看待武汉的房地产业。

    随着中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真正的十年、十五年之后,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之后,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拐点就会出现,城乡一体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城乡房地产市场的一体化本质是农民的宅基地、农民拥有的私人住房和城市土地、城市住房一起入市,当农民的宅基地也能入市时,现在为什么小产权不能马上枪毙掉,这个从物权法的角度来否定是错的,但是现在又不好承认,一旦承认对城市的房地产、特别是北京形成巨大的冲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及,小城市的房地产绝对是可以正正当当入市的,既然城市是它的物权、它的有财产的所有权就可以上市交换,所以在十年、十五年中国的城乡房地产市场真正一体化以后,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下降,这是绝对的,为什么?真正的富人住到乡下去了,这就是我对房地产未来趋势的预测。

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我认为有四大失误:

1、             第一个失误是口号失误:政府的口号不应该是“中国要人人有住房”,而应该是“中国要人人房主”,这应该是政府的目标和对人民的承诺,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住房观念。从这方面来说,任志强“只给富人建房”的观点并没有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吗,一个刚毕业的20岁的年轻人不能要求自己马上就有房。

2、             第二个失误是住房商品化的失误,政府把延续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商品化,这一政策方向本身是对的,符合市场规律,但是政府忽略了把住房纳入社保的视野,07年才把住房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投入严重不足,政府投入保障性住房至少应该占比20%以上,但是现阶段中国的比例只占到0.2%,相差100倍。

3、             第三个失误是经济适用房与市场挂钩。国外的经济适用房都是直接分给低收入的居住者,只有中国把它作为一种福利,并与市场挂钩,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存在缺陷,不但导致了诸多不公平,而且还滋生了各种腐败,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4、             第四个失误是总是喜欢出台很多政策限制市场价格。价格越涨越限,结果越限越涨。从历次经验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都是失败的,只能造成无谓损失。市场的价格不是由政策决定,而是由市场的供需决定,市场的问题应该由市场自己解决,天价房的存在也是合乎市场规律。解决限制房价最根本的途径是保证供给,给低收入者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