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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和艺术的交织——专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谭力文教授
时间:2010-12-26  来源:武汉大学EMBA教育中心

名师简介:谭力文19822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电机设计与制造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1985—198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留学进修学习,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 曾任教育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02005年),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2001—2005年),武汉市市政府参事(20042009年),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20042008年)。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科负责人,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工商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湖北省技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企业管理协会、工业经济协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研究与发展管理》(复旦大学)、《公司治理》(南开大学)等管理学科杂志的编委。曾先后被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侨大学、江汉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特聘研究员和特聘教授。

    谭力文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学理论、战略管理论和国际企业经营理论。围绕上述研究领域,他先后独著、主编、参编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80余篇。先后主持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和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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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和艺术的交织永远是管理理论中最为复杂的灰色地带,其实我们的人生把握也是总处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而没有终结的答案。”谭教授带着大家回顾了中国历史,从公元前1600年到1949年间一共3549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16朝,每一朝的平均寿命是221.8年,其中唐朝284年,汉朝426年,最长的周朝是800余年的寿命;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的历史。“这些朝代没有一个能够长存的,为什么统一了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秦朝寿命最短?” 我们再看看企业的寿命,企业的寿命短到让人恐惧,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一般只有5年,这通常被称为‘令人害怕的关口’。《第五项修炼》中写道:“1970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强排行榜的公司到80年代后,慢慢就销声匿迹了。”
  
谭力文教授是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资深教授谭崇台之子,学识渊博,每次给学生授课时,都能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中旁征博引。近些年,因为临近退休,谭教授主要负责硕士和博士的教学工作。

《扬帆》:国外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都是商学院毕业的,特别是像斯坦福、哈佛商学院,但是中国的商学院很少出优秀的企业家,可能武大的陈东升算是一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差距?

谭:国外的商学院是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摇篮,很多著名的职业经理人都毕业于商学院。但是作为“家”,不但需要后天的培养和努力,也需要一种天赋,比如商界的李嘉诚、王永庆,他们都只有小学文化,但是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李嘉诚的几个儿子都是国外著名商学院的校友,但是事业上都不如他。国外的很多知名企业家业并非毕业于商学院,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勤奋、智慧和机遇结合的结果。这也和一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比如武大77级的校友,因为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所以造就了很多学术大师,如辜胜阻他们,但是79级校友里面企业家比较多,陈东升他们都是这一级的,时代造就英雄。

 

《扬帆》:国外商学院的MBA等在国际上得到更大的认可,很多优秀的经理人都倾向于到国外商学院读MBA,这几年国内包括武大的商学院在授课上也在开始大范围使用国外教材英语教学,但是教学质量还是有差距,你觉得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谭:其实学生、师资、文化背景三者对这个问题都有影响。从学生方面来说,中国的学生从小接受的是应试教育,本身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就差,而且中国的商业环境不成熟,缺少这种熏陶,从小就缺少一种商业思维。最近几年中国MBA招生方面生源质量也偏低,很多读MBA的人都还只是一个基层管理者,并没有达到职业经理人要求,他们出来之后平台和能力都有限。从教师方面来说,中国的师资缺少国际视野,而且很多商学院老师都缺少实战经验,他们的授课只停留在理论阶段,造成课堂和实践的脱节。而国外的商学院老师很多都在知名企业担任顾问咨询等职务,有实战经验。在中国来说,比如中欧商学院的老师是全球整合师资,师资实力最强。从文化背景来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而美国是英雄主义文化。在美国,你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和实际工作相联系,能达到学以致用,而中国很多东西,老师讲的不能用,能用的不能讲,这些都影响教学效果。

 

扬帆》:去年年底中国推出了创业板,之后创业板的首批上市企业遭到爆炒,市盈率甚至超过了100倍,但是很多人都不看好创业板的首批企业,因为觉得他们的商业模式缺乏创新,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你认为一个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在哪里?

谭:创业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投资者又想规避风险,这里就存在一个矛盾。其实创业板在国外的其他很多国家都不成功,比如德国。对中国市场来说,中国市场规模很大,但是缺乏创新能力,所以创业板在中国的成长和成熟也需要一个阶段。创业板的企业主要特征是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创新,这种创新只有通过市场来检验。德鲁克也有一句名言,企业的任务就是销售和创新。

 

《扬帆》:在过去的一年,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并购了民营企业,并且多元化扩张,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很多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不强”,你作为一个管理学者,你认为一个企业“强”应该强在哪里?怎么去塑造这种“强”?

谭:去年大家热论“国进民退”也是在经济危机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扼制经济衰退,增加市场信心,国家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部分投资主要是基建项目。客观来说部分项目的确只有国有企业才能做。中国是否真的出现了“国进民退”,我个人认为再观察23年才能做定论。当然不否认部分行业的确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比如山西的煤矿企业重组,这个涉及到中国煤和电的价格博弈,还有频发的矿难问题,这属于特殊情况。一个企业是否强大,整体规模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在某一领域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才是真正的强大。中国企业的国有化可以参考俄罗斯的案例,俄罗斯普京的国有化有借鉴意义。

 

《扬帆》:、中国很多人普遍把中国出不了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归结为技术壁垒和创新不足,但是中国依然出不了类似星巴克这样的没有技术壁垒的企业,你认为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对有志于创立一家影响力超越国界、品牌超越民族的企业,你有什么建议?

谭:就这个问题,麦当劳在日本取得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日本人本来是很少吃牛肉的,但是麦当劳在东京开了一家分店后,大获成功。而且发现来吃的都是日本年轻人,这就是一个文化的认同和融合问题,麦当劳、可乐等代表的是一种美国文化,年轻人对先进文化都有一种追求的渴望。麦当劳等所反映的的标准化、便利、卫生是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能得到更多年轻人认同。其实本质上麦当劳等并没有什么创新,它只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中国几千年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国家,它的文化基因里就和工业社会有冲突。

 

《扬帆》:在去年,中国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海外并购”,你认为现在是不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佳时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实施海外并购?吉利并购沃尔沃又上演了一场“蛇吞象”的收购;另外去年可口可乐并购汇源遭到商务部否决,你怎么评述这两起并购案?

谭:应该说,不存在什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最佳时机之说,因为中国的企业类型太多,发展的阶段不同,过于宽泛的议论和结论毫无意义。但从现实看讲,人民币的升值,中国的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强大,有了一定的积累,奠定了兼并企业的物质条件;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企业的业务活动或经营活动会有国际化的需要与趋势,这构成了中国企业外出兼并的基本动因。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国企业整体上看还是十分弱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十分匮乏,加上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国企业的外出兼并并不顺利。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迄今还在进行中,人们也普遍对此次收购的成功抱有怀疑。我个人对这个收购也抱有一定的疑虑。至于中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基本原因是出于垄断的问题。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成功企业的收购早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因为这样的收购是否会出现垄断,出现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是必须引起国人高度关注的。

 

《扬帆》:全球产业链整合一直是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在产业链上缺乏竞争力,所以中国的企业产品附加值低,你认为中国企业产业链整合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实施整合?

   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牢牢地掌控着价值链的研发和销售环节,使中国的企业很难进入这个掌控价值链中价值分配主导权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还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是没有转变生产的模式,不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基础工业十分薄弱,在元器件、软件等方面缺乏独立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只能受人摆布。要实现真正的突破就必须真正地实现经济发展思想的转变,干部考核机制的转变,真正做到从外延的增长向内涵发展的方向转变,真正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扬帆》:在过去的几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大批量的涌入地产,很多人认为中国地产业的泡沫已经非常明显,甚至谢国忠等知名经济学家给地产业的末日下了日期“2012年地产泡沫破灭”,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谭:房价问题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博弈问题,中国人口很多,而且在中国的文化里,人们都喜欢住大房子,蜗居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肯定不行,比如我的家乡湖北京山,那里曾经推过一个楼盘,结果小户型销量都不好,因买房的很多都是外地回来的京山成功人士。但是在中国土地资源是很有限的,国土部要保住18万亿亩耕地的红线,这就是破不了的难题。最近《南方周末》上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做对比,我本身不赞成这种对比,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不是几个宏观数据能反映问题的。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中国不应该把太多人集中在大城市,中国一方面要打造特大型城市,一方面也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大和小不是城市规模的差别,而是城市整个系统的差别,整体氛围和医疗卫生的差别,随着小城市的发展,大城市房价的压力会缓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样发展下去将是一个灾难,对扩大内需会造成根本性制约。土地和资金都是政府控制的,所有只有政府本身才能有效控制房价。我曾经和同行说过一句笑话:在世界上搞不定的事情都是美国插手的事情,在中国搞不定的事情都是政府的事情。

 

《扬帆》:管理学发展到今天,现阶段主要研究的最前沿理论是什么?

谭:管理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要解决组织的健康发展问题。也就是说,要很好地解决一个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如何成功地确保组织的整体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的协调。可以这样讲,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十分遗憾的是,虽然人们已经发现了组织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人自身的不足,如无法准确地预测和判断未来(如此次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无法彻底解决组织集体目标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协同问题(如我国的房价高涨和农民工问题)。

如果了解了管理学研究和希望解决的问题,就能够知道,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很难说存在着最前沿的问题。只不过,当今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所以对环境的变化是否能够了解,组织在剧烈的变化中,能否有效地保持弹性就是管理学重点思考的问题;再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个体需求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这也就使得如何发现人们真正的需求,又如何正确地引导人们的需求成为管理学理论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

简单的结论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始终没有变化,只是随着组织外部环境和组织构成的基本“单元”——人自身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在附上新的内涵。

 

 《扬帆》:你提到的第五代管理理论,它里面的核心是领导方式问题,你能否简单阐述一下第五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和内容?

谭:第五代管理的思想是由美国人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在1990年出版的《第五代管理》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思维使过去许多深受欢迎的观念被放弃。他认为工业时代传统的假设、原则和价值观念的主体已经过时,因而必须采用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即他提出的第五代管理。萨维奇认为,第五代管理的概念和特点是:“第五代管理并不关心以对某人有利的新方法来管理下属。相反,它促使我们对基本概念进行再认识,我们的价值观、态度,对领导方式、工作和时间的假设。它指出了一条精致而简单的道理,我们需要以新的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与我们自己——我们的想象、知识、思想和感情——以及其他人进行接触。并且,它假定各种各样的功能组织和可以通过虚拟的面向任务的团队来平行地开展工作。简而言之,第五代管理是一个领导方式问题。它的注意力不应集中在某个人的力量,而应集中在如何锻炼、鼓励和培养其他人方面。它预先假定了一种集成的环境,这一环境使人和公司的最优秀的才能同他人最优秀的才能互相结合。”

查尔斯·萨维奇根据自己的认识,依据财富的来源、组织的类型将人类发展的近代过程分为农业时代晚期、工业时代早期、工业时代晚期、知识时代早期,那么,知识时代就应该是人类的第五个阶段了。这本书我个人认为有其意义,例如,查尔斯·萨维奇认为,工业时代确立的一些管理理论、方法可能已经过时,需要构建如同“并行网络计算机“似的的管理方式,这应该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感觉这本书还算不上管理学的经典著作。更为具体的看法可以参看我们编著的《管理学》(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中的介绍和阅读原著。

 

《扬帆》:您能否对中国30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评述,并对下一个阶段做一个展望?

谭: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体现在:1、许多企业实现了企业的基本转型,已经成为一个较为真实的企业;2、企业的实力在不断增强,部分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上较为著名的企业。例如,在刚刚公布的2010年财富榜上中国的企业家有64名上榜,上榜的人数排列世界第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管理学理论也是伴随着30年发展起来的,涉及到管理研究和教育的专业、人员和学生人数与其他的学科相比,可能算是最多的。中国管理学界的巨大成绩体现在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引进了世界最为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造就了一批较为优秀的研究者;教育和培训了大批的管理人才,满足了各类组织管理人才的需要;提高了中国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水平,顺应和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发展。

但在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上,应该的结论是:发展很快,成绩巨大,问题不少,需要反思。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在引进世界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时,没有真正去把握理论的核心思想,因而在有效地推进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学理论构建上出现诸多偏差;第二,目前管理学理论或管理理论研究的主力队伍——高校教师出现了脱离实际,与社会发展逐渐远离的趋势。许多研究管理的教师不仅自己从未胜任过管理工作,甚至从未去过自己研究的对象——企业或其他组织;第三,管理学界的风气不够正常。人们普遍所说的中国高校的官本位、行政化等问题,在管理学界更为严重,已经和正在妨碍中国管理学和管理理论建设的健康发展。(/ 金德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