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下午，适逢武汉大学EMBA2014年年会活动之季，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走进“武汉大学EMBA前沿讲坛”，以《中国改革新政与经济转型之道》为题，为EMBA校友、学员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主题演讲。武汉大学副校长黄泰岩、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徐业勤、院长谢丹阳、副院长李燕萍参加了本场讲坛。
辜胜阻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与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创新经济学与金融创新等领域研究，并围绕国家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许多政策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演讲中，辜胜阻教授以改革历程为切入点，从“改革历程与企业家成长、当前经济形势与金融改革、企业转型与综合改革、城镇化改革与路径选择”等多个视角，就中国政府应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转型、金融改革、企业转型升级、城镇化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析。
首先，辜胜阻教授讲述了我国改革历程与企业家成长问题。辜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时代变革、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阶层有辉煌，也有悲壮，现在“问题官员”背后牵出大量的“问题富豪”。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还是“问题富豪”衍生了“问题官员”?辜教授认为是“问题制度”——资源配置的制度出了“问题”。过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听“市长”，而不是听“市场”。资源配置由市长决定的制度很难根治“问题官员”和“问题富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几万字，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强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必须加快推进制度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企业家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市长”。
辜胜阻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5年以来，在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崛起了三代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之后、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既包括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能人企业家”，还包括城市边缘人群创业的“草根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诞生的“精英企业家”，也就是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社会主流精英阶层，包括科研部门的科研精英和政府部门的行政精英;第三代企业家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加入WTO，依靠风险投资和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企业家”，如浙商中的马云、粤商中的马化腾等。目前，我国正在掀起新一轮创业浪潮，第四代企业家正在崛起。第四代企业家和前三代不一样，它有复合性特征，包括至少四大主体：一是金融危机催发海归潮推动创业。二是精英离职引发创业浪潮，现在不仅有官员下海，也有大量的科技人员下海。三是返乡农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创业浪潮。四是官方大力推进大学生的创业。同时，新一轮创业浪潮有四大动力。第一是简政放权推动新一轮草根创业浪潮。第二是互联网技术引领新一轮的互联网创业浪潮。第三是高新区或者叫科技园区，像中关村，作为载体，正在引领聚合创业潮。第四是前一段时间IPO暂停导致并购热推力，刺激了“职业创业人”崛起。今年前三季度新登记注册的各类公司呈现井喷式增长，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60%以上，简政放权的红利已经开始释放。面对新一轮创业浪潮，政府应由“乱作为”、“不作为”向“有所作为”转变，为创业提供良好环境，不仅要让企业“生下来”，更要使企业“活下去”、“活得好”。
辜胜阻教授表示，商帮作为具有地域、血缘及业缘关系的企业家群体，对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商帮具备五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支柱性的产业、标志性的人物、共同的价值观、沟通合作平台以及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浙商和粤商是企业家群体里的优秀代表，两者在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两者未来的发展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需要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创新能力、实施品牌战略、提高商帮组织化程度和创新区域文化等方面着手，来壮大企业家阶层和商帮力量。
随后，辜胜阻教授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金融改革进行了分析。辜胜阻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宏观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常态”。当前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个标志：第一，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化，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增长的动力变化，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第三，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由以工业为主导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导。但是，我国经济也面临着制造业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楼市去泡沫化、环境去污染化“四大阵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目前，实体型企业特别是实体型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愈发突出，仅有少量小微企业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并且成本是15%以上;对于绝大部分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小微企业，融资只能靠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利息高达25%以上。企业面临融资贵、融资难、融资乱、融资慢、融资险等难题。对此，应加快金融领域改革。金融改革要以“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多样化的组织体系、立体化的服务体系”为标准，构建与企业分布相匹配的且“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要借温州金改和深圳金改的契机，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同时，还需要法律法规的制订和监管体系的完善。
第三，辜胜阻教授就我国企业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辜胜阻教授说，目前，我国由商品大国向资本大国迈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所有、中国创造迈进，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海外投资的热点和亮点。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企业从红海走向蓝海，做到6个“变”，即变新，提升创新能力;变快，提高周转效率;变优，优化组织管理;变精，聚焦精品、精细;变长，延伸产业链;变绿，创造环保价值。辜胜阻教授认为，当代民营企业的转型要靠人的转型，要通过学习改变民营企业家的形象。过去，“老板的记忆就是规章，老板的脾气就是制度，老板的爱好就是企业文化，老板的嗜好就是奖惩依据。”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不仅有挑战，也存有不少机遇，即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带来的六方面机遇。
最后，辜胜阻教授分享了他研究了三十年的城镇化改革与路径选择经验。在他看来，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六点：一是新方向，从偏重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二是新目标，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转变;三是新模式，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四是新方式，从粗放式高物耗方式向集约绿色低碳的方式发展;五是新路径，新型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通过大城市发挥辐射效应，规模效应，以大带小建城市群，在农村城镇化方面要依托县城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人口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并重;六是新动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产城融合，避免“空城、鬼城”。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要防止五大误区，以防好事办歪。一是防城镇化“拉美式陷阱”，避免脱离产业基础的“过度城镇化”;二是防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三是防止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过度“边缘化”，避免“半城镇化”过高的社会代价;四是防过度利用“土地红利”，谨防“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五是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城镇化涉及到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如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改革，管理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
在整场讲坛中，辜胜阻教授以全面的分析、详尽的案例深度剖析了中国改革新政与经济转型之道，使学员们获益匪浅。在演讲结束之后的交流互动环节，辜胜阻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充分互动，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给与会者带来了启示和帮助。（EMBA教育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