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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2010年是政策“正常化”的一年
时间:2010-03-22 00:00    点击数:

        走过宏观经济形势最为困难的2009年,我们迎来了更为复杂的2010年。1月份,中央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两会期间,经济问题也成为代表们关心谈论的话题。如何解读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势来制定相应的企业战略?3月18日,受武汉大学EMBA教育中心之邀,利用各地2008、2009级EMBA学员返校学习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来到武汉大学,为280余名EMBA学员做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走向》的专场讲座。

 

 

国际环境 从一致到分化

巴曙松的讲座从国际形势谈起,他认为,从2008年底全球共同以超常规刺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到2009年底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全球金融市场基本上恢复到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进入所谓“后金融危机时期”,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之危机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也必然会促使经济运行呈现新的趋势和特征。

与2009年全球一致的单向型宏观政策不同,今年全球各国宏观政策将出现很大的分化,比如澳大利亚已三次加息,马来西亚刚刚加息,俄罗斯和匈牙利在减息。而中国和美国正在讨论加息和退出机制。

随着各国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如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不发生意外事件,巴曙松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好于2009年,国际贸易和投资将呈现恢复性增长,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结束衰退。

 

宏观经济走势 中国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起点

以2008年底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中国以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结合各方面的预测来看,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

目前市场对于2010年的宏观经济趋势基本上达到大致的共识,总体增长状况可以用“温和”来形容,多数预测机构预计2010年中国的GDP增速在9%-10%,CPI约为3%左右。如果预测没有大的偏差,那么,这种组合将是十分温和的一个组合: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基本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这使得在2009年十分重要的“保增长”的任务在2010年会出现明显的调整。从物价走势看,如果仅仅考察CPI的走势,2010年全年预计也相对温和,从物价的翘尾因素看,2009年二季度物价同比基数较低,2010年年中CPI会相对较高,从而2010年全年CPI分布可能会出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情况。

 

 

政策走向 正常化的一年

巴曙松认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观察2010年宏观经济走势很重要的切入点之一,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即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

·利率正常化

巴曙松认为,今年中国将面临利率正常化。CPI见顶大概在年中,即在5月~7月之间出现,然后逐步回落。若CPI在年中时达到3%~4%的水平,再加上若持续几个月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加息的压力会比较大。

·信贷正常化

巴曙松预计今年信贷投放各个季度的额度 “三三二二”的可能性较大。而这种信贷投放的格局,会让银行感觉前紧后松。

·汇率正常化

在不损害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出现超预期的出口增长,或者出现物价超预期的上升,将会成为汇率正常化的触发点。巴曙松认为,今年人民币汇率正常化将面临方案与时机的选择。在方案选择上,有可能会走自主调整、双向波动的制度。在时点上,巴曙松认为,当出口增长超预期和物价上涨超预期时,人民币汇率正常化会是一个好的时机。

最后,巴曙松总结道,2010年是总体上增长较为温和的一年,也是宏观政策逐步回到正常化的一年;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其中以加速城市化来扩大内需的政策主线等必然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也对中国经济提出了新的增长空间。

EMBA学员与巴曙松的精彩互动

问:本周以来,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对中国汇率施加影响,人民币有没有可能继续升值?

回答: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到今天,用李肇星的话来说“ 好不到哪儿去,坏不到哪儿去 ”。总体来说,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比摩擦大。我们要找到中美共同利益,汇率升不升不是哪一国能决定的,主要还是看具体国内需求情况。

 

问: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您认为未来有哪些行业机会?

回答:全世界都在找这样一种机会,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危机后通常是技术进步密集期。在中国来说,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国易形成规模,目前中国石油正在和国家电网来合作在加油站加上充电器。还有像三网合一、互联网等也大有可为。

 

问:您同时兼任很多职务,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的,您如何协调?

回答:现在可能开始做减法。不过我一直认为,在一个国家35岁到55岁理论上没有批评的权利只有建设的权利,所以多付出一些努力。兼任了一些董事,是自己有意识选择可能对政策影响比较大的领域,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参与,使得金融研究不至于太空洞,更有实际性。(文/曾李)